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报》（上海）  作者:马勇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少贤，号孟邻，笔名唯心等。浙江余姚蒋村人。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自费留学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学农，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研习教育学。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在美期间结识孙中山，被孙誉为“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归国后，蒋梦麟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兼任江苏教育会理事，主办《新教育》杂志，致力于新教育思想的传播。五四运动后期，蒋梦麟受蔡元培的重托，代为主持北大校务。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30年底因与国民党元老发生冲突而辞职，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抗战中，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弃学从政，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两年后辞职，旋任中美联合设立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后半生全部交给了复兴传统农业的工作，尤其是1949年随国民党退到台湾后，蒋梦麟主持的“农复会”致力于台湾土地改革、技术革新、人口控制，为台湾农业的复兴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6月19日病逝于台北。著作有《西潮》、《新潮》、《孟邻文存》、《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等。

   小引: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像蒋梦麟这样两栖于教育及农业，并且都作出突出成绩的人，似乎尚不多见。在教育领域，蒋梦麟不仅是新教育思想的传播者，长期主编《新教育》杂志，自己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而且是重要的领导者、力行者，既是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部长，对于规范和提升中国现代教育作出许多划时代的贡献，更由于他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持北大校政，为这所当今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北大历史上最著名校长之一。在其后半生，蒋梦麟出其不意地投身于农村复兴，以“草根大使”的身份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复兴、繁荣作出了至今仍令人怀念的示范。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

   蒋梦麟留学美国学的是教育学专业，与胡适、陶行知等人前后同门，都是杜威的高足。蒋梦麟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这是运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代教育原则的开山之作。在这部著作中，蒋梦麟综合自孔孟以来中国历代哲人以及朝廷有关教育的言论、制度、措施及成效，加以分析，并与西方文化中相同的事例进行比较研究，对于中西文化无所轻重，格外强调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以为尽管中国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但此一政府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

   回国后，蒋梦麟先是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稍后因黄炎培的关系，介入江苏教育会的管理，负责编辑《新教育》杂志，并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有大量文章。又因职责所在，蒋梦麟也不时到各处演讲，主题差不多也都是他的专业，即中国应该怎样建立新教育的体制。

   在蒋梦麟看来，所谓现代教育，就是自19世纪科学发达以来，以科学为基础、为内容的教育，故而离开科学就不能言教育；同时，现代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与责任心，故而离开社会则不能言教育，舍弃个人则更不能言教育。盖个人为教育之体，社会为教育之用。两者兼则教育之体用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体用兼备的目的呢？蒋梦麟认为关键之点就是要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的社会共识。由此，蒋梦麟强调所谓现代教育的真谛只有两个，即一、要将所有的学生培养成活泼的个人，而不应该使他成为一个屈背近视的人，要享受学习过程的快乐而不是将接受教育视为一种被动的痛苦过程；二、要将学生培养成能独立思考、改良社会的人，而不是将学生改造成仅仅适应社会的顺民。人人谋社会之改良，社会才能进步，人类才能发展。蒋梦麟又将这两点概括为“能行”和“能思”。所谓能思，就是要养成清楚的头脑，并由肝胆说出其思想，不可照抄别人的成语，更不可唯唯诺诺地随人之后讲糊话；所谓能行，就是做事要有担当，把肩膀直起来，万斤肩仔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进文化，生出新思想。

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自五四运动后期代蔡元培主持北大，至1946年正式离开北大，除了中间有几年短暂的离开外，蒋梦麟在北大前后20余年，占北大百年历史五分之一强，是到目前为止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条资料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在长时期主持北大的过程中，蒋梦麟对北大的未来自然有很高的期待，他理想中的北大并不一定像今天这样的北大规模庞大，无所不有，而恰恰没有自己的特色。蒋梦麟在主持北大的第二年即1920年就提出北大的目标不能满足于“国内一流”，而是应该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地位。强调学校要将经费节省下来，把理化的仪器、实验室加以提升，为师生提供良好的试验条件。更重要的是，北大不仅要研究西洋已有的发明，且要自己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庶几根基巩固，可以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竞争。

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1926年4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段祺瑞下野，奉系军阀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等入住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状态，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1927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稍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作为研究教育的专家，蒋梦麟素来重视教育之普及，很早就提出要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随时随地扩充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人物。根据这些原则，蒋梦麟当然格外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总是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有深造的机会。

   1911年之前，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只有四所，1916年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86所。为了鼓励国人重视教育，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规定单设一科的学校也可称为某科大学，于是引起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此后，国立大学既有增加，私立大学更是大幅度的扩容，一时间大学之发达，有如经济兴旺时期的股份公司。这些学校的设立，对于缓解青年学生的升学压力固然有好处，然而由于大学增幅太快，合格教师不多，教育质量低下，设备简陋，内部管理混乱，大学成为一些不良者谋财的工具，贻害无穷。

   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滥设大学及以教育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

   蒋梦麟在教育部的整顿措施得罪了一批靠教育谋取私利的国民党元老如吴稚晖、李石曾，1930年11月27日，蒋梦麟被迫辞职。12月4日，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当时的北方，日本势力的威胁日益严重，北京大学也在风雨飘摇之中苦苦支撑。经过蒋梦麟一番整顿之后的北大于1931年9月17日正式开学，蒋梦麟与全体师生都显得格外高兴。然而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空前的国难已经到了北大人的头上。

   面对空前的国难，蒋梦麟和北大人似乎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从容地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但他们在那个时候，却都又自然地感觉出一种新的兴奋，那就是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为北大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的六年中，工作最勤，从未间断。甚至一向对现实政治极为敏感的北大学生，在这时也极少有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蒋梦麟竭智尽能，镇静地指挥着北大，希望将北大这艘学问之舟平稳度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小心翼翼地在浅水中缓缓行进，不敢闯入激流，以免正面撞上日本侵华的浪潮。当然，蒋梦麟的这种谨慎与怯懦是不同的。每当日本第五纵队伪装的学者到北大“拜访”时，蒋梦麟也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野心。

   当长城抗战爆发的时候，北大教职员也设立一个伤兵医院，积极支援抗战。蒋梦麟个人更是与北平文化界领袖一起支持政府对日交涉，并身体力行利用自己的关系希望由英国出面安排中日停战事宜，为中国全面抵抗赢得准备的时间。对于学生的抗日热情，蒋梦麟也予以肯定和保护，但是作为大学校长，他认为，学生的职责所在就是求学，增长知识，为民族复兴和未来的建国保留读书的种子。所以，蒋梦麟在那时尽管自己不断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出面介入对日交涉，但对于学生放弃学业，进行游行抗议等活动一直反对。致使多年后，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北大学生谈到他们的这位蒋校长的时候，总觉得蒋校长不让他们“爱国”是不对的。其实，蒋梦麟的真实意思是希望年轻学子不要别生枝节，虚掷光阴，作无谓的牺牲。

“郭子仪第二”

   在蒋梦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学生一般不应该介入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学生的根本目标是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国家驱使。只有当现实政治实在惨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负责任的时候，青年学生利用自己的热情，出而唤醒民众，昭示天下，达成此目标即应返回教室，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荒废学业，放弃其自身的职责，自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至于成年人的责任，蒋梦麟在当北大校长那些年里，从来未敢放弃，并以北平文化界领袖的身份冲锋在前，以致引起日本军方的关注，并将之列入应于逮捕的黑名单。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宪兵竟直来到北大校长室，“邀请”蒋梦麟到日本驻防军司令部“解释”其反对日本的事情。蒋梦麟本着“临难毋苟免”的古训，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

   当蒋梦麟将这件事告诉家里的时候，有朋友劝他不要去日本军营，听日本人到北大来逮捕好了。但是，他们敢吗？然而考虑再三，蒋梦麟依然决定单独前往，在天黑以前抵达设在东交民巷的日军司令部。

   蒋梦麟独自前往，显然出乎日军的预料。日军大佐说:“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边说边递给蒋梦麟一支香烟。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蒋梦麟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日本人的香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字的。那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蒋梦麟说:“已经给你准备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是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听闻此言，蒋梦麟正色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这位日本大佐听到这句话脸色立即变了，好像蒋梦麟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的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蒋梦麟抽着烟，很平静地对日本人说。

   电话又响了，这位日本大佐再度转身对蒋梦麟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

   对于这件事，罗家伦后来评价说，蒋梦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见回纥的精神。

“不管就是管”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蒋梦麟正在南方，旋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为全面抗战建言献策。7月底，北平沦陷，北大也成为日本的军营。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相继沦陷的平津各高校陆续内迁，北大与清华、南开组建联合大学，先设长沙，后移昆明，是为抗战时期闻名国内外的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由三个著名大学组建，蒋梦麟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三常委，共同负责联大的日常事务，殚精竭力，克服重重困难，为民族复兴，为建立新的国家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谱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由于西南联大的三个学校都是名校，有着各自不同的传统、优长之处及学风，以学校的历史及校长的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的团结，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坚决主张不设校长，实行常委负责制，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请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务，而蒋梦麟主要负责对外，校内的事务基本不管。蒋梦麟就此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北大、清华与南开名师云集，传统殊异，能否维持三校在整个抗战时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实在是对三校同仁尤其是三校领导的重大考验。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出去的几个大学联合起来的，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终致不欢而散。蒋梦麟说，西北联大好比三个人穿了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反观西南联大，由于学校的行政班底以清华为主，北大、南开的行政人员只是配角，因此北大、清华的同仁对于联大课程的安排、经费的分配，以及学生的指导等也不免常有不同意见，有时也必须请校长们出来主持并力争。每遇到这种情况，蒋梦麟总是耐心地劝大家容忍退让，以大局为重。三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终于善始善终地合作至抗战胜利，顺利复员。亲历其境的联大教授叶公超感慨地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中断，联大能够善始善终，且能为中华民族继续培养人才，蒋梦麟竭尽全力维护联大团结的个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